近日，华南师范大学王园园教授团队在SSCI期刊《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发表题为“Parentification as a Bridge Between Childhood Family Poverty and Time Poverty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Perspective”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探讨了童年家庭累积贫困风险、亲职化（parentification）与大学生时间贫困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时间贫困与职业规划、运动频率、健康饮食和主观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童年家庭累积贫困风险与更高水平的时间贫困显著相关，而亲职化在其中发挥重要关联作用。研究还发现，时间贫困与较低的职业规划清晰度、更少的运动、更不健康的饮食以及更差的主观健康状况显著相关。该论文第一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023级基地班本科生张润嘉和心理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张正为共同第一作者；奥克兰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博士生谢朝阳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王园园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在当前高校环境中，大学生不仅面临学习、升学和就业等多重压力，还需兼顾人际关系、自我发展以及家庭责任。越来越多学生开始感受到“时间不够用”的困境。时间贫困通常指个体主观感受到需要完成的任务过多，而可支配时间不足的一种状态（Williams et al., 2016）。已有研究表明，时间贫困与心理健康、职业发展以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Giurge et al., 2020）。基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本研究认为，童年时期长期经历资源匮乏的个体，更容易在后续发展过程中持续面临资源压力，并形成资源损失循环（Hobfoll, 1989）。研究特别关注了亲职化这一现象，即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承担过多照顾家庭、照料兄弟姐妹或情绪支持等本应由父母承担的责任（Burton, 2007）。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责任与代际支持被高度重视，因此这一现象可能更加突出（Yang et al., 2024）。
本研究于2024年10月在湖南长沙两所高校开展调查，共纳入2996名大学生。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童年家庭累积贫困风险、亲职化、兼职工作、时间贫困以及职业规划、运动频率、饮食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见图1）。其中，童年家庭累积贫困风险综合了童年物质匮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水平、父母职业以及父母收入等多个指标，以更全面反映贫困的累积性特征。
研究结果发现，童年家庭累积贫困风险与更高水平的亲职化显著相关（β = 0.210，p < 0.001），同时也与更高水平的时间贫困显著相关（β = 0.056，p = 0.003）。亲职化与时间贫困之间存在较强正相关（β = 0.474，p < 0.001），而兼职工作与时间贫困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关联（β = −0.033，p = 0.089）。时间贫困还与多种发展结果均存在显著关联。时间贫困水平越高，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清晰度越低（β = −0.086，p < 0.001），运动频率越少（β = −0.093，p < 0.001），健康饮食行为越差（β = −0.171，p < 0.001），主观健康状况也越差（β = −0.206，p < 0.001）。与此同时，童年家庭累积贫困风险还与较低的职业规划清晰度（β = −0.142，p < 0.001）、更差的健康饮食（β = −0.100，p < 0.001）以及更差的主观健康状况（β = −0.129，p < 0.001）显著相关。整体模型解释了24.0%的时间贫困变异。在性别差异方面，研究发现，相比男性大学生，女性大学生中童年家庭贫困风险与兼职工作之间的关联更强（Δβ = −0.106，p = 0.002）；同时，时间贫困与运动频率降低之间的关联在女性群体中也更加明显（Δβ = 0.111，p = 0.013）（见图2）。
该研究从“时间资源”视角拓展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解，说明贫困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源不足，也可能体现为时间资源长期紧张。研究结果对于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学生资助体系以及青年发展支持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图1 假设关系的概念模型图。蓝色线条表示正相关，红色线条表示负相关。
图2 不同性别的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性别差异。a. 男性大学生组；b. 女性大学生组；c. 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性别差异。蓝色表示男性组，粉色表示女性组。β = 标准化路径系数。系数差异（Δβ）按照男性组β减去女性组β计算，相应的置信区间也采用相同方式计算。当95%置信区间包含0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差异视为不显著。